• 大数据驱动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

    张季平;陶君成;尤美虹;

    大数据和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为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运用大数据和大数据技术推动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有效协同,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业界关注的焦点。为探究大数据驱动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可基于大数据可挖掘性、价值性、真实性、多样性等主要特性,构建大数据驱动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协同发展概念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进而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研究结果发现,大数据的价值性、真实性、多样性对制造企业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可挖掘性对其正向影响不显著;大数据的真实性、可挖掘性、多样性对物流企业服务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价值性对其正向影响不显著;大数据的可挖掘性、真实性对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协同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多样性、价值性对其正向影响不显著,不过价值性可以通过影响制造企业发展水平产生间接影响作用。这与目前我国制造企业、物流企业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自身转型升级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很大关系。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制造企业智能化与高端物流的发展,大数据将在驱动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协同方面发挥显著重要作用,最终促使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形成长期稳定的协同发展关系。

    2020年02期 3-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0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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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智慧化升级的驱动因素及其对物流企业绩效的影响

    孙磊;张树山;

    从物流企业对内外部环境认知的视角,可以研究各种内外部驱动因素对企业智慧化升级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在300家物流企业的实证调研数据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企业的内外部驱动因素对物流企业智慧化升级和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即物流企业内部驱动因素水平越高,或者感知外部驱动因素的强度越高,就越能够促进企业智慧化升级,提高企业绩效;物流企业智慧化升级能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物流企业智慧化升级在内外部驱动因素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物流企业可以通过智慧化升级协同整合内外部驱动因素,并将其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动力,促进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物流企业应注重加强高管支持、组织因素和信息技术(IT)能力等内部驱动因素的建设,充分利用外部驱动因素对企业智慧化升级的引领作用,积极设计和实施智慧化升级战略,推动企业智慧化升级,提高企业绩效。政府应继续完善法律法规、监管体系、政策以及行业标准,规范和监管物流企业行为,确立物流市场准入门槛,建立公平有序的物流市场,借助市场机制来优化物流企业智慧化升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充分发挥市场的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及价格机制作用,引导和支持物流企业智慧化升级。

    2020年02期 15-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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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零售”供应链场景化价值逆向重构

    王福;王科唯;

    随着信息环境、技术环境以及商业环境的变化,“新零售”在生鲜零售、连锁服务、快消餐饮等领域迅速发展,以创新模式满足消费者特定时空的消费期望,是零售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表现。场景化要素在零售业嵌入程度的不足,导致零售业同质化现象严重,消费者体验未得到明显改善。为了使零售业能符合当前环境,提高消费者体验的愉悦度,应以零售商主导的供应链逆向整合为创新点,通过综合运用场景化要素的融合功效,依据由消费者、零售企业和供应商为核心要素的供应链创新机理,遵循全面性、分节点和成体系的原则,从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消费习惯和消费偏好出发对商业情境进行多维度、立体化的配置,强化零售商的自主经营能力,促进消费者消费体验的良性循环,提高消费者与场景的黏性,提高其持续购买的意愿,形成“新零售”供应链创新路径。

    2020年02期 27-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1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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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带一路”沿线省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融合关系辨析

    孔令夷;

    选择“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域生产性服务业与技术或资本密集型装备制造业动态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4个细分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脉冲响应比较研究,探究其双向互促性、行业异质性及长短期差异性。结果表明:二者虽然有长期均衡关系,但是互促作用具有非对称性。装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拉动力强劲。但无论辅助联动式或价值链嵌入式生产性服务,都只是短期助推装备制造业发展,仍难以构成高端服务能力和发挥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其长期匹配及推动作用较小。长期以来,装备制造业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需求程度不高,导致装备制造业对其拉动作用不明显,二者互动关联性较弱。不同互动机理及动态匹配方式下细分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互动效应差异性显著。装备制造业来自于自身内部的信息变动影响显著。应加强装备制造业创新投资引资、提升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创新竞争力、促使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高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效率,以促进沿线省域两大产业高层级耦合互动发展。

    2020年02期 36-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2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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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带一路”经济走廊陆路节点口岸产业发展潜力及路径

    穆沙江·努热吉;

    边境陆路口岸作为连接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节点,其产业发展对推动经济走廊贸易繁荣,提升中国与经济走廊国家经贸合作层级,打造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层次分析法,以陆路节点口岸扶持政策、产业发展基础、通关条件、载体区域支撑、经济走廊支撑为影响因素,对连接中国与六大经济走廊国家的45个陆路节点口岸的产业发展潜力及路径进行研究发现,新亚欧大陆桥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陆路节点口岸产业发展潜力最大,孟中印缅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陆路节点口岸产业发展潜力居第二位,中蒙俄经济走廊陆路节点口岸产业发展潜力居第三位,中巴经济走廊陆路节点口岸产业发展潜力最小。因此,为推动边境口岸区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实现各经济走廊经济腾飞,应根据陆路节点口岸发展潜力对各经济走廊陆路节点口岸进行产业分工。其中,新亚欧大陆桥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陆路节点口岸应重点推进高新技术、纺织服装、农副产品深加工及现代金融服务业发展;孟中印缅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陆路节点口岸应重点推动机电产品生产加工、进口资源落地加工与特色产品加工业发展;中蒙俄经济走廊陆路节点口岸应重点推动机械运输设备制造、建材出口加工、进口木材、畜产品与矿产品落地加工业发展;中巴经济走廊陆路节点口岸因自然条件极为恶劣,暂不适合发展加工制造业。

    2020年02期 47-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3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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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品牌性别如何影响品牌时尚——一个跨行业多品牌实证研究

    张会锋;田超杰;

    可从品牌管理语境审视社会学、文化学领域关于时尚与性别关系的规范性价值判断,引入消费者性别和品牌类别两个调节变量,借鉴荣格原型梦验证方法,利用多行业、多类别品牌调查数据考查时尚品牌性别气质。结果发现,时尚在所有品牌特征变量中表现最为鲜明,具有原型特征和意义;品牌女性和中性气质对品牌时尚性的正向影响远高于品牌男性气质的影响,消费者生理性别对此无调节效应,消费者气质性别仅对品牌女性和男性气质有较弱调节效应,对品牌中性气质无调节效应,显示了品牌性别对品牌时尚作用模式的稳定性;品牌类别调节效应显著,与新品牌相比,老字号时尚性较弱,且受品牌女性和男性气质影响较大,品牌中性气质同样不受调节,因此老字号提升时尚感宜弱化其传统、严肃的男性历史印象,增加品牌女性和中性气质。性别气质的复杂性、生物进化的雌性选择理论可以解释这一商业现象的生物和社会学基础,即为何品牌女性和中性气质对品牌时尚性的影响高于品牌男性气质。这为品牌时尚管理提供了一个性别视角,即营造时尚不仅要在品牌图形、字体、发音、代言人等可见层面进行性别调整,更要全面发挥和协同女性智慧,而这不仅需要女性管理者更多参与,而且需要男性管理者借鉴吸收女性智慧和思维。

    2020年02期 59-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1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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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享经济下消费者信任的形成机理及影响机制

    贺明华;刘小泉;

    在对336份调研问卷实证分析基础上,从在线信任理论、制度信任理论及社会渗透理论出发,对我国共享经济下消费者信任的前因和后果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认为制度机制有效性感知是能代表审核与认证机制有效性感知、隐私保证机制有效性感知和安全保障机制有效性感知的形成性二阶变量,对消费者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与供方互动有效性感知对消费者信任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与其他消费者互动有效性感知对消费者信任的正向影响显著;消费者信任对持续共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对感知风险有显著负向影响;制度机制有效性和社会互动有效性对消费者信任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即性别对这两条路径具有调节效应。因此,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构建安全、信赖、可靠的在线交易环境,提高消费者的信任和信心,以实现共享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共享平台应优化平台网站界面,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和社交网络,构建线上和线下平台共享社区,释放共享平台在基层民主治理创新方面的活力;政府主管部门应牢牢把握消费者安全至上的发展理念,加强与平台企业之间的数据共享,建立和完善共享平台与政府部门联动的应急处置机制和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新格局;基于消费数据,共享平台应对市场进行有效细分,制定有针对性的差异化运营策略和营销策略,最大化满足消费者个性需求。

    2020年02期 69-8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7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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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体验型产品在线评论与消费意愿及销量的关系——以价格为调节变量

    刘华;李敬强;

    随着网络在线交易的迅猛发展,在线评论等网络口碑传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体验型产品为研究对象,以信号理论和“刺激—反应”理论为指导,建立“在线评论—消费意愿—在线销量”模型分析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机理,并采用中介效应检验和调节效应检验进行验证,结果显示:在线评论作为一种信息刺激,其数量对体验型产品在线销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线评论质量效价评分对体验型产品在线销量的影响不显著,这与产品的类型有关;在线评论一是直接对在线销量产生影响,一是通过中介变量(即作为消费意愿替代变量的收藏量)传递影响,对在线销量产生作用;商品价格在在线评论和在线销量的直接和间接关系中都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这与体验型产品交易过程中价格质量信号功能强于促销功能有关。实践中,企业可通过一些激励设计提高消费者在线评论参与度;进行更加科学化的网页设计,完善收藏功能,以方便消费者进行筛选和比较;注意防止盲目降价行为给消费者带来的负面影响,发挥好价格的信号作用。

    2020年02期 83-9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9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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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数据技术下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共享的治理机制

    李仪;陶宇;

    大数据技术下,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可以通过共享被加工成知识,从而促进消费者人格的发展以及征信等行业的升级。从本质来讲,信息共享发挥着知识服务的功能。然而,在云计算和区块链等大数据技术支持下,信息共享呈现出信息的集中收集与传输、分节点存储与利用特征,这在方便信息共享与知识服务的同时,造成了共享者组织有序与共享整体高效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共享知识服务功能的实现由此受阻。在对我国治理共享实证资料进行文本分析、对现有共享治理机制效果进行测评的同时,重点借鉴欧美共享治理经验特别是英国沙箱监管模式,并运用知识治理理论进行研究发现,与我国现有治理机制相比,知识治理机制更适合化解当前面临的矛盾,有利于实现大数据技术下信息共享的知识服务功能。根据知识治理机制,我国宜加强对共享者准入与退出的外部监管,引导共享者自我完善内部组织并寻求彼此协作,以确保共享有序;同时提高消费者对共享的参与度,合理配置消费者和共享者对信息享有的权利,强化权利保护与侵权规制,激励信息共享高效开展。在知识治理机制实施过程中,治理者既要借助法律等正式制度的规制作用,也要借助行业自律规范的引导作用。在评估知识治理机制绩效时,要着重考察信息共享对相关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消费者对知识服务的满意度。

    2020年02期 92-10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6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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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构建以环节为基础的差异化监管:众包速递平台安全管制革新

    杨欣;

    当前,我国众包速递平台大多注册为技术或信息服务公司,自认为是撮合用户与自由快递员的中介平台。结合对众包速递平台业务本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84条的法释义学分析,众包速递平台并非技术或信息服务公司,其从事的封装物品递送业务属于快递业务,不能以分拣环节的省略否认其快递性质。基于试错观察和管制均衡,有必要将众包速递平台纳入快递安全管制范畴,针对其寄递环节的非典型性配置管制工具,评估以备案制替代行政许可制的可行性,强化以自由快递员培训为重点的管理型管制,有针对性地设计实名收寄、收寄验视等技术标准管制,适度合理引入绩效管制,沿袭我国邮政业安全管制的路径依赖,以单独立法的方式构建针对我国众包速递平台的差异化监管模式。

    2020年02期 101-10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6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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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母国的监管义务与法律对策

    王佳宜;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深入推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新时期。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复杂,中国企业面临社会责任风险以及沿线国腐败程度较高等新问题。现有国际规则无法有效处理东道国经济发展与这些问题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仅威胁中国企业的经济安全,更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实践中,东道国宽松的法律环境、负责任的主权和维护国家形象的需要为母国监管提供了现实基础。因此,中国应以“自我约束”和“规则导向”为前提,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强化国内投资法律体系,从企业社会责任和海外反腐败两个方面积极承担投资母国的监管义务,主动规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实现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互动。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中国应针对海外投资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专项立法,提高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标准,区分企业性质、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标准以及建立社会责任评估体系;在海外反腐败方面,中国应完善惩治海外投资腐败行为的立法并加大执法力度,同时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刑事司法协助以及提高惩治海外投资腐败活动的力度。

    2020年02期 110-1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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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京津冀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分析——基于改进引力模型

    刘晓萌;胡叶星寒;刘妮雅;

    在引力模型框架下,将城市间物理距离改进为基于交通时间和货币上的相对距离,构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模型,计算2012年和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主要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及旅游影响力,并运用ArcGIS10.2软件对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化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旅游经济联系格局从以北京为中心的“单中心放射型”演变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双核心网络型”;北京的旅游影响力在京津冀城市群处于绝对优势,天津次之;河北省主要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以及各城市的旅游影响力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有巨大上升空间。京津冀三地应联动整合旅游资源,开发跨区域旅游大市场,扩大市场规模;建立区域旅游创新合作机制,搭建平台使旅游发展低阶梯度地区能够直接承接高阶地区的前沿旅游创新成果;在政府引导下通过促进行业协会、旅游龙头企业、旅游相关企业之间的对接与合作,发挥旅游企业的主体作用。

    2020年02期 121-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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