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先庆;
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容是促使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商流、物流以及资金、信息等的循环畅通和高效、安全、稳定流动,这也是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使命和目标任务。现代流通体系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且以各种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流通系统,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共享化、体验化、定制化、品牌化、连锁化、去中间化、移动支付、快递配送、商流与物流分离等趋势和方向,与高水平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相匹配,高速发展的网络购物、在线支付、快递配送、跨境电商等是现代流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现代流通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在生产和消费的规模化流通问题基本解决基础上,全面提升现代流通的渠道控制权、市场话语权、贸易主导权和商品定价权,畅通经济循环,提高发展质量。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必须构建与强大市场规模优势相匹配的全球流通渠道体系,运用超大市场容量、超强制造能力、超宽产业纵深、超多市场主体的规模优势,充分发挥全球流通渠道控制的"总龙头"和"总开关"功能;构建与中国国力和实力相匹配的"战略流通"组织结构体系,培育具有全球流通运作能力和竞争力的综合性现代流通组织;构建与"战略流通"相适应的全球流通战略支撑体系,为我国企业提供足够丰富、准确和及时的商贸流通信息,先进的技术保障,广阔的流通基础设施布局,以及权威有力的法律保障;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匹配的多层次贸易流通方式体系,跳出传统"产品层次"思维,将强大的市场规模优势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并将这种优势化为流通渠道优势和商品定价优势;构建与"中国制造"相匹配的流通价值体系,以"反向定制"为核心助推"新制造"转型,赋能自主品牌崛起。
2020年11期 v.34;No.314 18-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03K] [下载次数：152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30 ] - 俞彤晖;陈斐;
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近年来,受数字经济与消费变革双重约束,传统流通粗放式增长难以为继,流通领域创新迭代,商贸流通角色逐步由产品交易者向消费引导者转变,由市场接受者向生产组织者转变,由价值实现者向价值提升者转变,促使流通智慧化转型成为我国流通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与关键举措。所谓流通智慧化转型,指流通组织在多元目标激励下,通过广泛应用新型数字技术,强化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坚持包容性创新导向,构筑智能学习、推理、决策系统,沿着高质量、智慧化方向完成自身变革,最终建立高效畅通且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智慧流通体系,具有科技密集型、消费便利性、跨界融合性、服务增值化特征。流通智慧化转型的根本在于激发市场活力、孕育创新模式、形成流通竞争力,而流通规模经济效应迎来拐点、消费需求变革加速推进、互联网普及与数字技术应用、大规模定制生产方式兴起、数字经济背景下流通企业间竞争是流通智慧化转型创新演进的核心驱动力。为健康、高效推进流通智慧化转型,必须基于流通创新发展实际,以数字技术创新引领、商业模式多元化转型升级、流通信息高效共享、区域流通协同共进、智慧物流精准匹配、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为逻辑主线,提炼并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流通智慧化转型实现路径。
2020年11期 v.34;No.314 33-4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52K] [下载次数：319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39 ]
- 田红英;黄远新;
当今世界已进入与互联网、物联网深度融合的供应链时代,城市规划建设面临新技术、新模式与新业态的挑战,培育和壮大供应链枢纽经济成为城市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和新引擎。借鉴发达国家规划建设创新型城市和供应链枢纽城市的经验,深入剖析供应链枢纽城市创新发展运行机理,从供应链与枢纽经济协同互动的维度、以"需产供"一体化视角,构建基于产业集群的供应链枢纽城市创新发展模式,涵盖供应链枢纽基础设施网络、产业经济、社会事业、国际化等方面的建设。采用供应链"拉式"模式推进城市供给侧改革,利用"点"与"轴"互动发挥枢纽城市增长极作用。通过供应链与产业链融合、城镇化和产业化协同推进"港(站)—产—城"一体化发展,积极引导流通节点城市、重要物流节点城市向供应链节点城市、供应链枢纽城市和国际供应链枢纽城市迈进,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供应链枢纽城市创新发展,要运用供应链与供应链管理思维,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在需求侧与供给侧两端发力,提升城市供应链总价值;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枢纽城市国际化步伐。
2020年11期 v.34;No.314 44-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77K] [下载次数：19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8 ] - 周兴建;袁佳音;黎继子;
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了众包供应链的重要性,并将之视为在激烈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的关键策略。为解决众包供应链运营和管理中存在的一些困惑,对企业众包供应链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并加以改进显得愈发重要。考虑到不同产品类型与市场竞争下众包研发、众包制造、众包营销、众包物流等要素之间不同的结合方式,可将众包供应链一体化运营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众包研发与制造一体化的D-M型,众包研发、制造与营销一体化的D-M-S型,众包物流与消费者一体化的L-C型,并借鉴能力成熟度模型(CMM)构建众包供应链管理成熟度模型(CSC-3M),应用模糊积分法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基于众包研发驱动,研发与制造一体化形成D-M型众包供应链运营模式,其成熟度与大众研发开放性、参与性以及制造柔性、精益性相关;基于众包营销驱动,研发、制造与销售一体化形成D-M-S型众包供应链运营模式,其成熟度与大众消费黏性和营销参与性相关;基于众包物流驱动,物流与消费者一体化形成L-C型众包供应链运营模式,其成熟度与物流配送时效性和精准度相关。应用模糊积分法进行众包供应链管理成熟度评价,既综合考虑评价指标因素的模糊度和重要度,又强调因素间相互关系对评价结果的影响,适合评价指标之间存在一定交互作用的情形,不过这主要是基于运营与协作角度的分析,为更加贴合实际,未来可将政策、技术、社会文化等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2020年11期 v.34;No.314 57-6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95K] [下载次数：203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36 ]
- 李猛;胡振娟;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就业创业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使得我国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制度面临的企业经济危机与沉重补偿负担之悖论、企业显性与隐性成本增加以及劳动力自由流动性削弱等问题再现。在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制度建立之初,失业保险制度的欠缺和滞后使得两种制度呈现功能上的错位与失衡。回应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制度的现实困境,弥补该项制度的历史缺憾,需要从法理分析、比较研究与案例引入出发,深入探讨其法律性质和功能价值,回归法定违约金说与社会保障说的学理争锋,调整和平衡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制度用以补偿劳动者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加强解雇保护、鼓励劳动合同长期化、规范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承担社会保障等功能的价值倾斜,并汲取借鉴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经验,对我国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制度进行改良。后疫情背景下,我国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制度的改良之路应当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第一,适当减缩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适用范围,降低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标准,具体方案为修订适用范围条文、设置领取资格期限、实行年龄分层化和统一领取年限;第二,进一步扩大失业保险制度适用范围,提升失业保险金标准,具体方案是将城镇职工与农民工全部纳入失业保障范围并按照缴费工资的一定比例计算失业保险金;第三,完善集体谈判制度,具体方案为建立和完善在因经济原因导致的大规模裁员时用人单位应与工会进行协商谈判的制度。
2020年11期 v.34;No.314 90-10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62K] [下载次数：98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7 ] - 赵祖斌;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频发。为更好地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考虑到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尽管规制虚假和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但着重保护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等具体权益,且在起诉资格和诉讼范围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为遭受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的消费者提供有效救济,而行政执法机关可能会由于成为规制俘虏或消极不作为,难以为消费者提供有效的行政保护,加之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不特定消费者权益就是损害公共利益,通过公益诉讼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契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宗旨,且能获得立法支撑,可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运用到反不正当竞争领域,通过反不正当竞争公益诉讼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规制。反不正当竞争公益诉讼的实施应遵循法治原则,从实施路径看,考虑到即时修法不具有可行性,可通过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来进行规定;从受案范围看,要结合反不正当竞争公益诉讼的类型具体界定;从启动标准看,可以消费者整体利益是否受损作为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指征,应根据不确定多数人理论判断是否构成大规模消费者权益受损;从提起主体看,检察机关、公民、公益性社会组织可根据诉讼类型,对经营者不正当竞争、行政机关限制竞争或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而致使不正当竞争发生,侵害不特定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提起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
2020年11期 v.34;No.314 102-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52K] [下载次数：138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44 ] - 黄海燕;
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大多强调营业的持续性特征,长期未营业的公司会面临社会及法律规范的负面评价。然而,在商事实践中,不乏公司期待以休眠的方式来应对市场变化,且部分公司会基于行业特征和经营计划等在特定时间段处于非营业状态。从实际情况看,休眠公司的存续有其必然性与积极意义,这意味着歇业登记与休眠公司制度并非无本之木。由此,在我国商事登记改革背景下,《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创设了歇业登记制度,以允许休眠公司在保留商事主体资格的同时暂停营业。借鉴域外制度经验,我国的歇业登记制度建设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对于歇业登记的条件,应当明确可以申请歇业登记的情形与申请主体,并降低对公司内部程序的要求;二是对于歇业期限,可考虑设置公司歇业的最长期限;三是对于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应当在税务申报、会计核算、年度报告提交、股东(大)会召开四个方面为休眠公司提供便利;四是对于休眠状态的终止,应当明确登记机关享有依职权撤销公司休眠状态的权力,并完善以商事信用为基础的责任机制。此外,在我国歇业登记制度推进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休眠公司与经营异常公司等的区分,以保护公司合理的休眠需求,同时关注与相关部门的衔接,以便利监管并降低休眠公司的存续成本。
2020年11期 v.34;No.314 113-1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18K] [下载次数：26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