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蕾;王轶;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基于2019年全国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采用重聚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经营提高了农民收入,且对低收入农民群体的增收效应显著大于高收入农民群体。第二,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化经营对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增收效应更显著;相较于第一、第二产业,数字化经营对第三产业的农民增收效应更显著;相较于价值型返乡创业,生存型和发展型返乡创业的数字化经营对农民增收效应更显著。第三,返乡创业企业借助数字化经营手段,加大受雇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提升了农民职业素养,进而实现了农民增收,而技术赋能提升了企业数字化经营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因此,加强返乡创业企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加大农民数字技术的培训力度,有利于返乡创业企业进一步提升农民增收效应。
2022年01期 v.36;No.328 9-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61K] [下载次数：3967 ] |[引用频次：27 ] |[阅读次数：5 ] - 邓剑虹;徐传谌;周维良;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与广大腹地经济的协同一体化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为识别港口综合吸引力典型特征,以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为研究对象,利用口岸港口隶属度界定各港口腹地范围,利用港口综合吸引力分析港口腹地演变影响因素,利用泰尔指数分析港口腹地演变机理。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形成了枢纽港口与非枢纽港口并存的格局,局部集聚优化与全局优化现象并存,港口综合吸引力是影响枢纽港口和非枢纽港口腹地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货主需求和港口集疏运条件对港口腹地格局演变也有重要影响。因此,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港口群战略为指导,构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节点,加快培育腹地内需体系,协同建设全球化供应链市场。具体而言,我国香港港要充分发挥其作为世界级航运中心的枢纽作用,对内陆腹地形成虹吸效应,助推我国产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广州港和深圳港要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或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政策优势,积极推动高端供应链要素集聚,提高港口综合吸引力;粤港澳大湾区内其他港口要根据各自优势分工合作,找准功能定位,防止过度竞争。
2022年01期 v.36;No.328 20-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85K] [下载次数：2402 ] |[引用频次：15 ] |[阅读次数：7 ]
- 衣长军;李楚薇;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步伐不断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已跻身世界前三,步入"走出去"新时代。但快速的国际化经营模式似乎并未给中国"走出去"企业带来预期的绩效增长,大量海外子公司未能成功地"走下去"。从彭罗斯(Penrose)企业成长理论视角出发,以中国2006—2018年A股上市跨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中国跨国企业的快速国际化低估了国际化进程中的Penrose效应,低估了吸收、消化经验知识学习所需的时间,这会提高海外子公司的退出风险。进一步细分跨国企业国际化的不同维度,发现基于广度的快速国际化会使中国跨国企业面临更大的Penrose约束,对海外子公司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采用合资模式、积累丰富的国际化经验能缓解中国跨国企业面临的"时间压缩不经济"压力和Penrose效应。
2022年01期 v.36;No.328 43-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95K] [下载次数：1018 ] |[引用频次：9 ] |[阅读次数：5 ] - 任晓刚;李冠楠;王锐;
通过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差距变化影响的理论机理,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加快劳动力要素市场化、资本要素市场化、技术要素市场化及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步伐,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引起区域差距变化。从溢出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促进要素市场化,即信息溢出促进优质化、高效化要素的自由流动;技术溢出促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集聚;知识溢出促使人力资本合理化、高效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要素市场化对区域差距变化的影响看,一方面,要素市场化通过促进企业协同、行业协同、产业协同,培育缩小区域差距新动能,另一方面,也会通过虹吸效应扩大区域差距。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利用1996—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差距变化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抑制了区域內与区域间差距变大,显著促进了要素市场化,并通过促进要素市场化显著抑制区域內与区域间差距变化。在经济数字化转型趋势下,要缩小区域差距,应该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协调发展新动能。
2022年01期 v.36;No.328 55-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5K] [下载次数：6096 ] |[引用频次：58 ] |[阅读次数：13 ] - 吉黎;
面对宏观经济的复杂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以达到"稳就业、稳投资"的目的。基于2012—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减税对企业投资和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减税显著促进了企业投资水平的提高和就业规模的扩大,从系数绝对值来看,减税对投资的促进力度更大。进一步按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行业进行分样本探讨,发现减税对于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规模和几乎所有行业的企业都显著增加了其投资规模,但减税对就业的影响则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只对非国有企业、较大规模企业以及生活服务业和零售企业具有显著扩大作用,说明相对于增加就业,企业更倾向于将减税节省的资金用于投资。这可能与我国所实行的投资偏向型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关。因此,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我国的减税政策,要从投资偏向型减税政策向就业偏向型减税政策转变;将减税降费政策向民营企业、大规模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倾斜,增强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实施创新导向型减税政策,优化就业结构。
2022年01期 v.36;No.328 71-7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26K] [下载次数：1570 ] |[引用频次：24 ] |[阅读次数：8 ]
- 熊正德;顾晓青;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外部融资环境趋恶,采取有效财务策略提升企业价值是当务之急。以2012—2018年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调节路径分析方法探究财务柔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构建并验证"财务柔性→投资效率→企业价值"的作用路径,同时考虑企业所处外部融资环境,探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财务柔性作用价值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创意企业整体财务柔性水平较低,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特别是投资不足问题;财务柔性有助于应对不确定情况下的资金需求,提升企业价值,但需要注意其应用价值的边界,过度储备会产生负向影响;财务柔性与数字创意企业价值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投资效率在其间发挥中介作用;财务柔性的作用价值受外部融资环境影响,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财务柔性对数字创意企业价值的影响更加明显。面对动态复杂的市场环境,对企业而言,应适度储备财务柔性,加强内部控制,避免过度投资减损企业价值;对政府和金融行业而言,应扎实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改善数字创意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外部融资环境。
2022年01期 v.36;No.328 80-9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58K] [下载次数：4422 ] |[引用频次：61 ] |[阅读次数：10 ] - 田超杰;张会锋;
商业组织越来越重视品牌韧性问题,拥有强韧性品牌并成为百年老字号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利用基于整体论逻辑的组态分析理论,以54家老字号上市企业为样本探寻增强品牌韧性的路径。研究发现,实现高品牌韧性的组态主要有三种,其中以开放为导向的探索创新型组态、以价值观为导向的专业创新型组态覆盖较多案例,是主要路径;传统优势强大且保持开放的博物馆型组态对案例的覆盖度不高,但同样能够实现高品牌韧性。不同路径前因条件的组合方式存在差异,但基本模式均同时包括品牌条件和组织条件,均遵循冗余原则。尽管实现高品牌韧性的单一强必要条件并不存在,但原产地联结在所有高品牌韧性组态中均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研究还发现了导致非高品牌韧性的四种组态,它们普遍存在价值观缺失或涣散的现象,尤以同时缺乏开放性却又试图创新的路径更具代表性。为增强品牌韧性,企业既要利用品牌价值观或组织开放性来调和传统与创新之间的矛盾,选择恰当的高品牌韧性组态,又要保持一定的冗余性,以打破路径依赖,适时进行路径调整。此外,企业还要重新认识品牌原产地的意义,巩固甚至重塑原产地联结,将之提升到策略管理层面;重新认识品牌价值观的现实意义,即价值观对品牌韧性的影响具有因果不对称性,尽管对价值观的坚守并不一定导致高品牌韧性,但却可以阻断非高品牌韧性或脆性的发生。
2022年01期 v.36;No.328 92-10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53K] [下载次数：1348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5 ]
- 成曼丽;
算法是实现大数据价值的重要技术,在数字经济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在信息的搜集、推送、定价等阶段都存在着算法歧视行为,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侵害。算法歧视在信息搜集阶段侵犯了消费者身份平等权,在信息推送阶段侵犯了消费者的消费自主权,在定价阶段会导致高定价及垄断高价的出现,减少消费者剩余。从本质上看,算法歧视行为在信息搜集阶段引发的是经营者算法决策自主权和消费者隐私权的冲突;在信息推送阶段引发的是经营者的营销自主权与消费者知情权的冲突;在定价阶段引发的是经营者的市场利益与消费者福利之间的冲突。当前,我国对于数字经济下的算法歧视行为治理采取的是分散模式,削弱了规制的效力。在借鉴欧美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础完善消费者选择退出机制,并不断强化"知情—同意"规则;通过完善数据监督处理过程及算法解释机制,加强经营者算法技术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通过事前监督和事中审查的结合,强化行业组织算法的技术审查权;通过细化监管目标、完善监管手段及厘清监管职责,构建算法歧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
2022年01期 v.36;No.328 104-1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27K] [下载次数：2712 ] |[引用频次：32 ] |[阅读次数：13 ] - 宋俊荣;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特色体现为四个方面:限缩适用范围;条款更加精细化;强化执行保障;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继承与改造。该机制可能在三个方面引发争议:适用范围的颠覆性改变;投资委员会就协定条款所作解释对仲裁专家组的约束力;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与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中国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应对:首先,坚持限缩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其次,争取就投资委员会所作解释的约束力与欧盟达成协定,进一步明确投资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协定所含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对审理当前或后续争端的仲裁专家组具有约束力;仲裁专家组只能对投资委员会所作解释进行形式审查,不能进行实质审查;针对仲裁专家组报告设立上诉机制,以确保背离投资委员会所作解释的裁决得到纠正。最后,在未来与欧盟就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的谈判中妥善处理其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允许针对东道国的同一措施分别启动两种争端解决机制,以实现两种不同性质的救济;就东道国同一措施与协定的相符性而言,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中已有裁决的,应适用间接禁反言原则,禁止投资者-国家间仲裁庭对该争议点再行审理;要求投资者先行书面征求母国是否启动国家间仲裁的意见,在得到母国否定答复或超过一定期限未收到母国答复后,方可提请针对东道国的投资者-国家间仲裁。
2022年01期 v.36;No.328 117-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32K] [下载次数：1123 ] |[引用频次：8 ] |[阅读次数：5 ] 下载本期数据